「人物」郭沫若女儿眼中的郭沫若

郭庶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长女,与郭沫若一起生活了38年,在她的兄弟姐妹之中,时间可谓最长。


她率真敢言,谈起父亲郭沫若,她说:“我越来越觉得父亲是很不容易的。从前我也不觉得他多伟大,因为我们在经历、学术、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上差距太大了。”


「人物」郭沫若女儿眼中的郭沫若


1892年11月16日,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区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里。


对于父亲的性格,郭庶英说,他是天生“反逆”,他说过自己出生时不是头先下地,而是脚先下地,自此走出一生作为反逆者的第一步。


1912年,郭沫若“反逆”了父母亲的包办婚姻,离开父母择婚的张琼华。在曾留学日本攻读法政的长兄郭开文的支持下,走科学救国的道路,到日本求学。在日本,郭沫若与同学成立“夏社”,进行爱国反日宣传。1921年,与郁达夫、张资平、田汉、成仿吾等成立“创造社”,呼唤“猛把黑暗劈开,地狱已倒坏”。


郭庶英说:“很多人知道父亲耳背重听,但并不知道他重听到什么程度。实际上父亲右耳几乎完全失去听觉,左耳只有微弱的听觉。”


郭沫若的耳聋是两次患伤寒高烧导致听神经受损而造成的。一次是在1908年读中学之时,另一次是1927年12月患上斑疹伤寒,此后一生深受耳疾困扰。

耳疾无阻郭沫若日均千字,他一生著述数千万字。郭庶英说:“父亲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而获得丰硕成就的,每当父亲写作的时候,妈妈都不让我们打扰他。而且每次都在父亲桌上摆上他爱吃的小核桃酥,配另一种小甜点,父亲写作时总爱吃甜的东西。”


尽管因事务繁忙和严重耳背,郭沫若与子女的谈话机会不多,但郭庶英还记得抗战期间在重庆时,“父亲抽时间带我们郊游,在水里捞小鱼;在家里他有时趴在地上做马,让我们骑在他背上绕着屋子爬;爸爸还和我们捉迷藏,带我们去看戏……”


“那时,重庆几乎天天空袭,我们一听到警报响就拼命往防空洞里跑,有时回去叫父亲。一次,只见他还沉稳地在工作。等警报解除了,他还没动。他是太专心忘了去防空洞,还是摸着规律了?总之,他不慌张。”


郭沫若的第一任妻子是包办婚姻的张琼华,她一直在老家守了68年,坚持在郭家照顾老人。


1916年,郭沫若在日本与郭安娜相爱结合,育有四男一女,《女神》等早期诗作正是因郭安娜而作。


“她对中国革命有贡献,父亲跟她结婚以后回来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,她没有反对父亲,坚定地支持父亲的革命工作。在1937年父亲不辞而别、音讯全无之后,她受到了日本宪兵的拷问和追查,她的生活是很困难的,但她的几个孩子都很正派。”


“郭博(安娜二子)说过,在家里其实不是我爸厉害,是我妈厉害,她是日本武士家庭出身,性格很暴烈。他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:我妈看到房梁上有一只蟑螂,一刀‘啪’的飞过去就把蟑螂杀了。他还说,在家里父亲不怎么发脾气,脾气不好的是我母亲。”郭庶英说,“在那么动荡的年头,他们相处20年是不容易的。父亲对安娜的感情还是很深的,他在《蔡文姬》这部历史剧中,也寄托了对安娜最真挚的怀念。”


「人物」郭沫若女儿眼中的郭沫若


1938年,郭沫若与组织上派来照顾生活的于立群结合。


对于父母的结合,郭庶英的理解是:“父亲大概也正是在日本侵略者大肆屠杀中国百姓的民族危亡气氛下,希望把中华民族血脉的后代留给被血染的祖国。”《屈原》中的婵娟,即是以于立群为原型创作的。


“像他这样一个聋子,自己没有什么生活能力,在日本生活10年,中间回来参加南昌起义,又去了10年,再回到国内,对国内的形势、人情的变化都不是很了解。母亲在生活上给了他必须的照顾。”


对话郭庶英


记者:在您眼里,父亲是一个什么形象?


郭庶英:他性情率真、无私,特别刻苦,能抗逆境。


他在政治潮流里很前卫,但是他又不像一个政治家讲话那么严谨,有时候激情地讲一些话,所以有些人不喜欢。他从事这么多活动,其实他差不多是个聋子。也许,听力受损反而为他屏蔽掉很多是非。


但是,我认为他不能从政,政治是很巧妙的,要有谋略,我觉得我爸没有什么谋略,他是一个无私奉献自己的社会活动家。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,写过那么多书,哪本书要名人给他写序来捧他?没有。他是靠自己的努力上去的。从这一点来看,他的个性也蛮强的。


记者:外界传言你们与安娜所生子女不相往来,是这样吗?


郭庶英:完全不是,大年初一我还在郭志鸿(安娜五子)女儿家里玩了一天,我们相互联系、探访,保持着情谊。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博导,80多岁了,身体还很好,有时骑自行车上班。四女淑瑀以前跟我们同住了很长时间,她那时候在北大上学,我爸带我们上街,给我买什么衣服料子,给她也买。

记者:如何理解郭老的自我批判?


郭庶英:1977年,他抱病参加阿英的追悼会,落泪咏诗:“你是‘臭老九’,我是‘臭老九’,两个‘臭老九’,天长又地久。”他其实是用“臭老九”的自称来肯定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他曾用笔名“老兵”,又幽默地把“兵”字分开写为“丘八”。他的这一自讽,并不是软弱,而是含笑的自豪。


记者:您如何看待当前一些批评郭老的尖锐声音?


郭庶英:有些人总是想说点另类的话,当然这也有社会客观存在的因素。有的人对郭沫若的挑剔,没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客观评述。


比如说,他是蒋介石的通缉犯,困在日本回不了国,那段时期他在考古、诗文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。因为他的学术地位,他完全可以在日本继续待下去,做一个著名学者,改善生活条件,但他还是选择了只身回国参加抗日。


再比如说,父亲不搞收藏,我们办展览都是到处去借。真正的好作品都在外头,家里没有留。像郭沫若这样的人,还真不多,但是被扭曲得最厉害的恰恰就是他。


「人物」郭沫若女儿眼中的郭沫若


关于父亲的争议


1、郭鲁恩怨


回应:“真正提出建立鲁迅纪念馆的人是郭沫若”


上世纪30年代初发生“革命文学”论争时,郭沫若化名“杜荃”撰文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攻击鲁迅。郭庶英说,郭沫若与鲁迅都曾用笔墨相讥,但后来郭沫若识大局,对鲁迅是充分肯定的。1936年8月,郭沫若写《搜苗的检阅》,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。“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,是‘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’的。因此我便感觉到问题解决的曙光。”只可惜,当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,两人的隔阂未能消除,甚至一生也未谋一面。


郭庶英透露,真正提出建立鲁迅纪念馆的人,正是郭沫若。“我在新加坡演讲时有人提出郭、鲁的矛盾问题,鲁迅纪念馆的人怕我说不好,从后头跑到前头来,让我强调这个问题。”


2、应酬之作


回应:不为留名,完全是当时的需要

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时,郭沫若表态:“拿今天的标准来讲,我以前所写的东西,严格来说,应该全部把它烧掉,没有一点价值。”这句话因有“自保”之嫌,对他的声誉造成影响。对此,郭庶英解释,这一自我批判的态度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,是父亲始料未及的。如果说用“推陈出新”或“凤凰在涅槃中永生”来看这句话,它是彻底的。


对于郭沫若有很多应酬之作的质疑,郭庶英说:“他是一个随和的人,我亲眼看见很多记者来访求稿,时间紧,父亲应急成稿,使大家能完成任务。面对重大政治事态要求各单位处级以上干部均要表态时,父亲为避免长篇赘述,也用诗句完成。这个事情,在那种情况下没什么利益,也无关大局,所以表态时他也写几句诗,不是为了留名,完全是当时的需要。”


3、抛妻弃子


回应:“完全是不公平的”


1937年,郭沫若与日本妻儿不辞而别,离开日本归国抗战,此举被很多人定为抛妻弃子。郭庶英回忆,1948年,在香港她第一次见到了郭安娜。“她到香港看到我母亲,当然很痛苦、很茫然,在夏衍做思想工作下,她也没有多说什么。”“1937年,父亲穿着和服睡衣,晚上跟孩子们吃完饭,走的时候吻了安娜的额头,到船上才有人接应他,换了衣服回国。在那种情势下,他不可能说,因为一走漏风声就被抓。后来,在解放战争时期,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,当工作需要你的时候,没有那么多人情。说他抛妻弃子,完全是不公平的。我认为,一个男人投身于革命事业,只要革命事业需要,也可以有新的选择。”郭庶英说。


「人物」郭沫若女儿眼中的郭沫若


4、扬李抑杜


回应:“这种看法是狭隘的”


1971年,郭沫若暮年创作《李白与杜甫》,其中“扬李抑杜”被批为迎合毛泽东之作。对于这一发难,郭庶英说,父亲从小就喜欢李白,毛泽东也喜欢李白,这就是迎合吗?这种看法是狭隘的。“他要是迎合毛泽东,犯不着给毛泽东改诗词,毛泽东发表诗词之前手稿让郭老改,他就改了。他也没有完全否定杜甫。”对于父亲在连丧两子的1968年之后撰写这部书,郭庶英说:“在当时,他自己能够把两个伟大诗人摆出来评述一下,就够不简单了。当时谁在那儿做学问?还有自己那么大的观点。他考证李白的出生地在巴尔喀什湖碎叶城,为了李白的出生地,他跟苏联争论版图问题。一般人一本书能吃一辈子,何必去惹是生非?他真的是生命不息,创作不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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