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记忆」姜昆:情系黑土——我的北大荒知青岁月

姜昆:我当相声演员以前
——我的北大荒知青岁月

摘自:姜昆《笑面人生》

「记忆」姜昆:情系黑土——我的北大荒知青岁月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那可真是大浪啊。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,它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。记得在没几个月前,一想起毕业、分配,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暗浑浊的迷雾。但上山下乡一动员,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。我想:在荒凉的异乡,在偏僻的山沟里,可能需要我了吧!那同样是祖国母亲的怀抱,在那里,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!一想到这儿,血就沸腾了起来。


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,首次离开北京,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——北大荒。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,我没又安慰爸爸、妈妈,也没有给弟弟、妹妹留下什么嘱咐的话。


登上了北去的列车,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“列车宣传队”,我唱呵、跳呵,使尽全身的解数,讴歌新的希望。晚上,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,我给同学们写信:“在过去生活的路上,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。今天,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,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。”踏上北大荒黝黑的土地,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。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,一点乏劲儿都没有,稍微填填肚子,我们就开联欢会,慰问贫下中农。这个联欢会上,我一个人拳打脚踢,演了五个节目,一会儿独唱,一会儿朗诵,一会儿拉手风琴,把我累坏了,也把我乐坏了!

「记忆」姜昆:情系黑土——我的北大荒知青岁月

(姜昆 1969)

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:“叔叔,你老在我们这疙瘩吗?”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:“不走了,老和你们在一块儿!”晚上,分配方案下来,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,参加了农场“业余宣传队”。新的生活开始了!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,一边劳动,一边搞宣传。


我学着大人的样子,在“深入生活”中开始“创做”了。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厉害,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。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,晚上一写东西又兴奋得睡不着觉,而十七八岁,又是正贪睡的时候,我真感到了有点儿“艰苦磨练”的劲头儿。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“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”来激励自己。宣传队演一场节目,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,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。扁桃腺化脓,发烧到39℃,也得上台,不然“影响战斗”太厉害。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,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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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姜昆1970)

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,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,他说我“不稳重”、“浮躁”,要我不要“锋芒外露”,要注意“突出政治”。我想了很久,觉得他说得有道理,照办了,并且也学着怎样“稳重”。


可是有一次,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,我嘴里冒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:“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……”,被领导知道了。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,说是“严重的政治问题”,让大家帮助我。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,我也害怕极了,痛哭流涕地作了检讨。从此,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:“姜昆啊,有才无德。”一天,我们宣传队正在排练,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,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,没有经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。他们质问: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,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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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团宣传队)

热情下降了,人的心散了,宣传队每况愈下,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生产队。一天,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,没等我开口,他说:“你要做好艰苦锻炼的准备,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。”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队,住的木板房,铺的是草垫子,一切都要白手起家。我的眼睛红了,不是为了新居的孤寂、荒凉,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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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姜昆1970)

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,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点——七连。


我是六六届,年龄稍大点。没几天,领导让我当班长,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土坯。时间一长,这些“小上海”给我起了个外号,叫我“柴爿”。


原来,他们看我比较瘦,又那么没命地干,说我就像个木头一样,一形象就成了“柴爿”。突然,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里:我得学会上海话,不然他们说什么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?马上交个上海朋友,让他教我上海话!没有一个月,上海话我全会了。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“先进班”。当时我真高兴,今天成了先进班,明天成了模范班,全团一出名,干得有成绩,团部会不住说: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错,再调上来搞宣传吧!想到这儿,心里真痒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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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姜昆在三连)

一转眼就到麦收了。一天,领导找我谈话,他说:“麦收任务这么重,可是咱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,我们决定,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,把全连的伙食搞好。”我的心轰的一下,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。领导问我:“有畏难情绪?”我说:“行,干吧!”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,但我硬着头皮干。先带着大家学语录,然后是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我提出三项任务:一是淘井,把臭井淘干,往下挖出甜水;二是改灶,把火灶改成回风灶;三是种菜、养猪。连里也很支持我。没多久,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,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。听了表扬,我一方面想:这回不能说我缺“德”了吧!另一方面又在想: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,要放下谈何容易!“干一行,爱一行”是光荣的传统。可我爱的是艺术,我矛盾着……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“坎坷、崎岖”的!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坷,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。


1969 年底,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。上级派来了工作组,不久省里又下来通知,整建党运动要结合三清(清经济,清思想,清政治)运动同时进行。老连队搞运动有搞头,因为摊子大,人多,成份复杂,又有牛棚,又有“阶级敌人”。可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全是知识青年,也得抓出“阶级敌人”,也得要搞出“新动向”来。这样清着,清着,就清到我头上来了。我是炊事班长兼上士,稍微管那么一点儿帐,于是被列为“清经济”的重点对象,而且果然“清”出了问题,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。他们说,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(每顿一角五分),从来没有明帐。姜昆是炊事班长,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,怕是笔了不起的帐。我被送进了“监督改造队”,每天的劳动是打“条子”,备冬天的柴禾。食堂的事不许我插手,怕我“报复投毒”。派一个排长监督我们这个队三名有“问题的人”:一名是由于和女同志谈话过多,有“作风问题”;一名是团支部书记“野心太大”,有要“篡夺支部领导权”问题;一名是我,有“经济”问题。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三个月。


那个时候,我觉着周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。过去幻想过的天国,早在我的头脑中破灭了。每天清晨,我还像当炊事班长时那样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,去到野外吸收新鲜空气,只有在这时,我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心灵上的宁静。


这个时候,我在炊事班养的那条狗从远处向我跑来,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,然后用它长长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磨来磨去。我想:他要是懂人事的话,大概也不会理睬我了。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全是施以“白眼”。我也不敢给家里写信,我向父母说什么呢?但是,终于有一天,我实在受不了了,提笔给团里比较了解我的副政委写信,告诉他这儿进行着多么荒唐的一件事。求他上这儿来,把情况查清。敢情“政治运动”在那时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。副政委一个批条下来:“调姜昆去三连”,就了事了。


三连的指导员知道我能搞文艺,他们也缺这方面的人,派一个小马车来把我接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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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在兵团的同学合影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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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70 年探亲回家)

1970 年探亲回家,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。从山沟回到了北京,什么都新鲜。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,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业的消息,更震惊了我。我问他们:“你们说,参加部队文工团,我行吗?”他们回答:“你比我们强多了,准行!”我又问:“什么行?”他们说:“参军!”我说:“我出身不好!”他们说:“现在部队不那么严了,现在缺文艺人才呀!”我心中的火又烧起来,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,我要去当文艺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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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兵团战友江帆)

在三连我又当了班长,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,兼搞报道。白天,我要带着全班劳动;晚上,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个小学校,点上蜡烛,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,然后就搞副业——写剧本。


写什么呢?得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呀,可是我一点部队生活都没有。


一天,报上有一条新闻“越南九号公路大捷”。我脑子一动:我不能写个越南题材的吗?过去看过多少遍《南方来信》这本书,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,印在我的脑子里。我开始构思了: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军队,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国的“天蓝”号计划,剧名就叫《在天蓝号行动计划前面》。整整一个半月,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,四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!我的高兴劲儿甭提了。尽管付出了心血,但整个剧本却全是凭空杜撰,多么幼稚的“创作”!


到了1971 年,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。我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,我所在的三连宣传队,被评为全团的”优秀连队演唱组”。七连的账目也查清了,根本没那么回事。我的心痛快极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,作出了向“奋斗目标”最后冲刺的决定。9 月15 日,我不辞而别,来到一个小镇上,卖掉了手表,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,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——投考济南军区文工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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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逃跑前夕)

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,我接受考试,先交了“见面礼”——剧本。然后朗诵,独唱,吹笛子,拉手风琴,表演小品,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。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,我得到了安慰,我觉着,希望再向我招手。


回到连里,处境自然非常困难,每天默默不语,低头劳动。有的人告诉我:“没什么了不起,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。”有人说:“好好干两年,你还是你。”还有的人劝我:“姜昆,该说说,该叫唱,听不见你唱歌,我们可闷得慌。”老职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,吃上一顿饭,劝我打起精神。可是,宣传队不让我搞了,报道也不让我写了。我怎么办?没事就写点儿小品,记记生活的素材。一天,我把连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:

屋外,黄土几筐,
屋内,烟灰迷茫;
大爷一个劲儿整炕,
大娘进门儿就嚷:
“老头子,鼓捣啥?
屋里搅成这个样!”
“炕洞铺黄土,
熏肥一筐筐。
连年夺高产,
俺要献力量!”
“嘿!咱们一起干,
家里办个化肥厂。”
大爷忙掏炕。
大娘运灰忙;
鬓角眉梢挂烟灰,
滴滴汗水地下淌。
屋内,红心精造炕洞肥,
屋外,跃进歌声嘹亮!

给大家一读,大家咂咂嘴,“有点意思”。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,连里的黑板报肯定不会发。灵机一动,我把它装进信封,投到《兵团战士报》社,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投稿。没一个月,报上居然刊登了。那个时候,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里的一个作品,可不是简单的事。连里开始传开了:“嘿!姜昆的诗,报上都登了。”“这小子还是有点‘水儿’。”我受宠若惊,一连写了十几篇小品,全投到报社。没些日子,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。我拿着报纸,看着自己的作品,手都颤抖了。我想,我二十刚出头,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去做,我该不懈地努力,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,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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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,1972 年8 月份,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,从事创作。离开连队那天,大家摆酒席送我,烈性的“北大荒”一进肚,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。但痛定思痛,对于如何做人,对于艺术的理解,似乎清醒了一些。


在连队时想上来,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。不错,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,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!


我在宣传股搞创作,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,供宣传队演出,效果还不错,于是我又写呀,写……


1973 年,我加入了共青团。


一天,我写了一个故事《小王探亲》,讲反“返城风”的事。交给宣传队,没人演。宣传队长跟我说:“姜昆,你演吧!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,也算重操旧业吧!”我同意了。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,大家特别欢迎。一次,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,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,观众还不让我下台。演完后,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:“你说得真逗,跟听相声似的!”相声!我在小的时候听过,但总是一笑就过去。那时候,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《友谊颂》,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,可是不得其门而入,便不敢问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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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姜昆演出小品《节日相》)

事也凑巧,这年的年底,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,有人告诉我:“姜昆,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,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!”我听到这个消息,高兴极了,马上找领导请示,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,到兵团去看节目。因为在山沟里,要看“中央团”的演出,多不容易啊。我们要求得迫切,领导答应得痛快,没有一会儿,我们坐上火车,出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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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李文华)

兵团俱乐部里,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。台上就是两名演员,一个是郝爱民,一个是李文华。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,诙谐幽默,一举手,一投足,都把观众们乐得前仰后合。我惊呆了,就是你说一句,我说一句,能有这么大的力量,一千五百人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,个个目不转睛,张大了嘴,伸着脖子洗耳恭听!我一边看台上,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。啊!我想到了,人们需要笑声,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,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,生活中也没有呀!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,可以说能忘掉一切的笑,人们能不鼓掌吗?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?鼓掌,让他们演,让我们笑!我们看完演出,离开剧场已经11点了,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2点半。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,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,偎在一个墙犄角儿,闭上了眼。我睡了吗?不!我在咀嚼郝爱民、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。多有趣呀,相声!多有魅力呀,相声!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,啊,……原来这么一安排,“包袱”(相声中的笑料)就响了,人家怎么想的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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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李文华)

夜愈深,天愈冷,我睁开了眼,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……写相声!说相声!让人们笑!我仿佛越过那火苗,看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……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:“咱们回去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?”伙伴们惊异了:“我们没本子!”我信心十足地说:“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,放心,保证差不了多少!”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,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:“记住,你说郝爱民,你说李文华,李文华真逗,北京味多浓呀!……”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。那时,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。


快4 点才回到团里,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。我一点睡意也没有,跑到我搞创作的小草屋里,一点一点地回忆,甲怎么说,乙怎么说……没2个小时,4个小段全记出来了,我把它誊在稿纸上。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,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么争气,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。


就是在那几天夜里,我作了个梦,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,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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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马季)


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,奋斗了这么久,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?我总喊我爱艺术,我爱艺术,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?我写了不少对口词,朗诵诗,小剧,歌曲,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?说句老实话,我从没细想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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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75年姜昆和师胜杰表演相声)

在我当了相声演员,有了一点小名气后,记者前来采访,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底下的一段经历,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。


粉碎”四人帮”不久,《黑龙江日报》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围绕着〈三战校门〉的一场阶级斗争》,对《三战校门》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批判,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——姜昆。


1975 年,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,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。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,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,筛选的结果,我和另两位同志合演的三人相声《大钢连长》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。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队长。


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,“两报一刊”发表了《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》的社论,我们当即组织学习。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,我一昼夜没睡,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——《三战校门》,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。写一个贫农的儿子,在“文革”前被轰出了学校,“文革”中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,在1975 年的整顿中,又和学校的领导展开了斗争。为了赶“时髦”,里面还在许多处用了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”。


这个节目一演,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。有的大加赞扬,有的尖锐批评,相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。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:“姜昆,你太年轻,你前面的道路还长……”我惶惑了。


以往生活的遭遇,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。我开始考虑我创作的原始动机,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,我开始怀疑了,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年来习惯写“标语口号式”作品的真正价值……


后来这个节目终于参加了全国的调演,虽然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我才认识到《三战校门》的政治错误。但那个时候,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,像写这个作品那样去“创作”,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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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8岁的姜昆和25岁的师胜杰)


正当北京调研高潮的时候,赶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。这场强烈的地震,把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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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离开北京,家里人嘱咐我:“姜昆,现在形势紧张,写节目可得注意,千万别在这方面出错。”又告诉我,正在给我办困退。当时,我家有五个孩子,三个在乡下,按北京的规定,可以挑一个回到父母的身边,爸爸决定让我这个大儿子回来。这件事,我早已经知道,因为团队的材料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到了兵团,可是兵团领导一直没有批。我知道,领导确实是舍不得一个比较得力的文艺骨干离开。可是,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爸爸、妈妈,我不愿意在他们希望之火上泼冷水。


代表队回到省城,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。一天晚上,已经10点多钟,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。忽然,进来一位民警,要我跟他走一趟。我真愣了,虽然心里坦然,但也仍有点忐忑不安。


走出招待所,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,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,我刚坐进挎斗,车就开了起来。车开得飞快,风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。这时民警说话了:“别怕,马老师来了!”马老师?谁呀?我实在反应不过来,白白眼,看看他。只见他用一只手拍拍我的脑袋:“马季!”呵,马季找我?!对了,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,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,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。当时我不敢相信。但现在,马季来了,又叫我去,莫不是……


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,民警带我走上楼。一开门,马季、唐杰忠在里面,他们一见我进来,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。马季告诉我,他们去大庆为一个会议演出,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。我等着他们问。“你愿意当演员吗?”“愿意!”“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?”“愿意!”“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?”“愿意!”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。难得的机遇,我不允许我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疑和疏忽。


马季、唐杰忠几乎是诉苦衷地说:他们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的“苗子”,想调我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。但是,当时要调一个相声演员,全要凭在当时适应那种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。他们说“渠道”他们可以疏通,可办手续,全得凭我自己的“神通”。忽然,我想起来了,我有困退的材料,只要兵团领导点头儿,困退回北京没问题。马季、唐杰忠眼睛一亮:“嘿,太好了,我们去兵团汇报,请他们帮忙!”


那天从大庆办事处回到我的住地,已经深夜一点半了。离开的时候,马季、唐杰忠一点儿困意也没有,我听到他们喃喃地自语:”现在,办成一件事,真不易呀……”


为了我,准确地说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相声艺术,马季、唐杰忠带着在大庆演出的疲劳,星夜驱车去了佳木斯。他们的“汇报”可真费劲儿,走到哪儿演到哪儿,坐着火车赶场。事后,马季和我说:“小姜,为了你这么个人,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都演‘横’了!”可领导的思想“顺”了,他们说:“我们放!”


一个星期后,我在哈尔滨听见了这个“放”字儿,心呵,像长上了翅膀,在湛蓝的天空中飞了起来。我恨不得扯着那天边几抹轻云去擦拭自己洒在心灵上的泪花。祖国呵——母亲,您的儿子,在您的怀抱中的幸福,莫过能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您。我不会忘记兴安岭那幽幽的山谷,也不会忘记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海;我不会忘记那从小走过来深浅不一的脚印,更不会忘记那生活中不断给我温暖的人们。


1976 年的9 月中旬,在我差一个月满二十六周岁那天,我坐上南去的列车,走向了新的艺术生涯。


火车开动时,我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了车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语:北大荒的土地,北大荒的人民,我去了。不是为了离开你们,而是为了更贴近你们。如果说,从我在襁褓中算起,我是吸着妈妈的奶水长大,那么,真正长成为祖国大手大脚的儿子,则是吮着东北肥沃大地的乳汁。

「记忆」姜昆:情系黑土——我的北大荒知青岁月

我知道,从这天起,意味着我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起点。但是,我真能用艺术去为亲爱的祖国、亲爱的人民服务吗?我将怎样去服务呢?多年的梦想实现了,但到这时才发现原来那梦想竟是如此朦胧……我发现,我肩上沉甸甸的,而展现在我面前的路却很长,很长……

(写于1980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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